記者采訪各方專家后了解到，從水源地到水龍頭，我國自來水流經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

　　1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考核辦法》，明確國務院將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落實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情況進行考核。

　　水資源的節約、管理和保護，以及相關制度的建設，將作為十八大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衛生部、住建部二龍治水的管理現狀之下，專家所呼吁的水業市場化改革能否實現?水改的“深圳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國推廣?

　　哪些環節影響自來水品質

　　趙飛虹，58歲，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愛迪曼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

　　她的丈夫，李復興，73歲，曾在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與發展中心飲用水產業委員會任職。

　　今年1月初，二人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個“北京市最會喝水的家庭”透露：他們20年不喝自來水、只喝礦泉水。

　　在公眾的激烈反應下，北京自來水集團出面表態，北京自來水符合國家106項水質標準，請市民放心飲用，并稱北京水質全國最好。

　　趙飛虹隨后公開表示，不喝自來水不是因為自來水不安全，而是覺得喝礦泉水更健康。

　　北京如此。全國各地的水質安全情況如何呢?

　　水源：合格率70%還是5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來龍去脈。

　　幾乎所有專家都一致表示，水源污染，是自來水水質安全最大的問題。如果源頭污染，就會導致后續環節負重難行。

　　76.5%和70%，城市飲用水水源合格率方面最常出現的兩個數字，前者出自環保部《2010年全國水環境質量狀況》，后者曾被衛生部、水利部、住建部等公開提及和使用。

　　但從事水處理研究30余年，并曾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任職10余年的資深水質安全專家白康(化名)對記者表示：“飲用水水源合格率不足50%。”

　　哪個數字更符合實際?

　　2002年6月1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頒布的《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正式實施。根據標準，地表水按功能高低依次劃分為五類：一、二類為飲用水，四類為工業用水和娛樂用水，五類為農業用水和景觀用水。爭議就出在三類水上。

　　標準論述：“三類：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魚蝦類越冬場、洄游通道、水產養殖區等漁業水域及游泳區。”

　　“三類水不能飲用。”白康認為，三類水含有較高的有機化合物，在檢測項目上，此項指標被量化為化學需氧量，也稱耗氧量(COD)。“三類水的COD含量在4~6毫克/升，但我們的常規處理工藝只能處理數值在4毫克/升以內的水。”

　　有機化合物總量超標所引起的反應是復雜多樣的。白康介紹說：“美國環保總署曾發布報告指出，有機化合物有可能致癌、促癌、導致突變，也會降低人體免疫力和生育能力。”

　　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專家劉睿(化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剔除三類水源，“中國城市水源的真正合格比例會大大降低。”

　　“水源污染太厲害，僅靠一、二類水，量不夠，也不現實。”劉睿坦承，在京津滬廣等多地水困的巨大壓力下，顧不上“吹毛求疵”了。

　　劉睿認為，標準不斷放寬，水源不斷惡化形勢嚴峻。“城市里的工業排污，農村里的農藥污染都在進入水源，雨水浸透后，污染不斷擴大，很難逆轉和修復。”

　　安全水源已成為稀缺資源。在白康看來，地大物博的中國“清水”越來越稀缺。“北方水量不足，地下水被過度開采后普遍出現硝酸鹽超標現象，容易誘發血斑病。南方水系發達，但一些湖泊河流被圈為水產養殖場，飼料中含有的大量蛋白質長期積累，導致氮磷超標很常見。”

　　偶爾在深山老林，可見清澈見底的山泉水，白康都忍不住“連喝帶拿”，“干凈的水源成了奢侈品。”

　　推廣深度處理工藝，錢從哪來?

　　直飲水，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

　　“中國內地還沒有一個城市能實現直飲水，都需要燒成開水以后才能飲用。”劉睿笑稱，“總宣傳喝生水不衛生，這是最大的謊言，在歐美國家，很多城市都可以直飲自來水。”

　　然而，即使燒成開水，能殺死的也僅是微生物污染，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離子仍然存在，甚至因為高溫加熱而進一步產生化學變化，加強沉積和突變。

　　如何處理?專家們給出的一致答案是——深度處理工藝。

　　2009年，住建部對全國4457個水廠進行了大排查，但具體調查數據至今仍未公布。據參加此次調查的專家劉睿透露，全國水廠中有75%采用常規處理工藝，23%采用簡易處理或未經處理，采用可以有效去除多種污染物的深度處理工藝的水廠僅為2%左右。

　　“由于水源污染，全國至少80%以上的水廠都迫切需要采用深度處理工藝提高自來水質量，但實際采用的只有2%。”劉睿介紹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武漢的部分水廠上馬了深度處理工藝，但仍因管道老舊等原因無法實現直飲水。

　　廣為應用的常規處理工藝已誕生百年，被稱為經典“四部曲”——絮凝(加聚合氯化鋁)、沉淀、過濾(通過石英砂、卵石等)、消毒(加氯氣等)。

　　隨著水源地污染的逐步惡化，“四部曲”也在不斷加量加價，經常出入各大水廠的白康，用“大型化工廠”來形容她的所見所感，數以噸計的化學藥劑被傾倒到蓄水池中，經過一系列處理后，水被輸送到千家萬戶。

　　“燒水后經常可以看到壺底有大量的白色沉淀，有絮凝物，這就是俗稱的消毒劑越用越多的緣故。”白康說，即使如此，水也并沒有真正“消毒”。

　　想要徹底“消毒”，有兩種“升級”辦法需要同時采用。

　　第一是生物氧化，添加臭氧和活性炭，通過二者的吸附作用，減少水中的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離子。“香港就采用了這種過濾方法。”趙飛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說，與廣東同樣引流珠江水的香港自來水廠采取了生物氧化技術，所用消毒劑很少，水質也更好。

　　第二是超濾膜處理，通過微孔過濾膜的篩離作用，將含有雜質的水進行過濾，這是目前國際公認的最安全有效的水處理方法。“北京郭公莊自來水廠，也就是第十自來水廠，就采用了這個工藝。”北京供水協會水質工作部部長、原國家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網北京監測站站長樊康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說。

　　可是，真正“升級”的水廠鳳毛麟角，即使在“全國水質最好的北京”，同時采用兩種“升級”辦法的也僅有北京第三、第九和第十自來水廠。劉睿表示，資金不足，是技術革新的根本性難題。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曾算過經濟賬：技術革新后，每立方水成本上升0.3元左右，加上管道硬件投資，每立方水成本共計上漲0.5元左右，如果按照縣級以上4000余家水廠日供6000萬立方水計算，每年成本增加200億元左右。

　　錢從哪里來?“靠財政撥款壓力太大，提高水價又容易引發老百姓不滿。”在進行全國水廠普查時，劉睿發現，很多縣級水廠經營困難，連消毒劑都不舍得用，堆放在蓄水池邊，應付上級檢查，更何況“出血革新技術”。

　　為提高水質，部分單位和居民區在管網末梢增設了局部處理系統。“加凈水設備，或者自己搞紫外線消毒，但效果良莠不齊。”趙飛虹發現，很多房地產商以此為由提高房價或物業管理費，但實際效果難以驗證。

　　第三方檢測將提高可信度

　　“各項指標均符合飲用水標準”的承諾常出現在各地地方政府的口中，但它并不能平息公眾的懷疑和擔憂。

　　今年1月15日起，北京市自來水集團將首次通過門戶網站向社會公布供水水質信息，每季度一次。顯然，在猜測和質疑聲中，北京市自來水集團希望通過信息公開贏取信任和支持。

　　但專家們并不買賬。“意義不大。”劉睿認為，這是一次進步，但不解決“自監自測”的問題，可信度仍是軟肋。

　　目前，我國水質安全施行“三級監測”制度：第一級，在生產一線，由工人每半小時進行一次檢測，項目主要包括消毒劑、渾濁度等感官指標;第二級，由水廠化驗室每日進行一次檢測，項目主要包括微生物、有機化合物等9項指標;第三級，由自來水集團水質監測中心進行檢測，主要項目包括自2012年7月1日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中規定的106項監測內容。

　　“三級監測”制度看似嚴絲合縫，但“所有監測程序都是在水廠內部完成的，所謂的監測中心，包括住建部水質中心的國家監測站和地方監測站，實際都是地方水廠的內部水質監測部門。”白康稱之為“兩塊牌子，一班人馬”。

　　除了“三級監測”制度，供水企業的主管單位住建部每年還會進行一次省級交錯檢查。樊康平介紹說：“為了以示公正，縣級以上全部城市進行交叉監測，比如A省監測B省，B省監測C省，A、B省不能互派。”

　　但作為主管單位，住建部同樣是利益相關方。

　　2009年，全國水廠普查數據并未公開。2012年5月，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總工程師宋蘭合曾透露，2009年全國普查涉及的4000余家水廠中有1000余家出廠水質不合格，引發了公眾普遍關注。

　　隨后，該機構主任邵益生稱，2009年水質普查合格率為58.2%，但2011年住建部又對占全國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來水廠出廠水進行了抽樣檢測，水質達標率為83%。

　　最后的關卡是衛生部下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省、市、縣都有各級疾控中心，每年做一到兩次的水質全分析。”曾多次參與此項工作的白康介紹說，作為“局外人”的疾控中心成為最客觀公正的檢測方。

　　但據白康介紹，監測結果并非公開，而是交由各地政府部門，“政府說能公布再公布。”

　　此外，疾控中心也并非真正身處“局外”。據白康了解，除中國疾控中心外，各省、市、縣級疾控中心的財政撥款并非由衛生部下撥，而是由各級地方政府撥款。“地方政府既管著水廠，又管著疾控中心，它會不會有顧慮?尤其是監測結果不樂觀的時候”?白康說，從未見過有監測報告說某地水質不好。

　　如果按照這種邏輯，那么無形中，某些地方政府就可能會成為利益中轉站，把水廠和疾控中心拉到了一條船上。

　　多年來，業內專家都在積極呼吁“第三方檢測”。“不是監察測量，而是檢查測量。”在水質檢測實驗室工作的趙飛虹解釋說，“由中立的實驗室承擔檢測任務，政府、水廠、公眾都可以拿樣本到這里檢測，實驗室只是技術部門，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現實是，“我們實驗室可以檢測，但結果很容易被官方推翻，因為我們不是國家授權的權威機構。”趙飛虹對此很無奈。

　　獲得國家授權并不難，樊康平介紹說，“通過國家技術監督局的資質認證就可以。”但不可忽視的現實是，“全國獲得授權的實驗室不足百家，都在水務集團。”劉睿稱。

　　管網老化影響水質

　　供水管網如同四通八達的城市血脈，將自來水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千家萬戶。

　　宋蘭合曾公開表示，住建部(編者注：應為建設部。1988年，建設部設立;2008年，“建設部”改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簡稱“住建部”)在2002年、2003年曾調查數百城市的供水管網，發現不符國標的灰口鑄鐵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鍍鋅管等占6%，低質管網共計占比約70%。

　　管網老化首先會導致泄漏。白康說：“北京市的漏水率都在20%左右，別的地方應該更多。”更嚴重的是，管網老化導致二次污染事件頻發。

　　以北京為例，在水資源極度緊張的現實壓力下，北京不得不從多地調配水源。根據北京市自來水集團公布的信息，目前北京自來水水源多達22處。“北京的水是多方勾兌出來的，硬度很高，當然，這個情況在全國都很普遍。”白康介紹說，勾兌后，經由全市聯網的供水管道，自來水進入小區。

　　白康回憶說，“各地的水都好著呢，但勾兌在一起易發生反應，管網更易被腐蝕了。”

　　據樊康平介紹，供水管網在長期使用中會形成很厚的沉積管壁，即通常所說的水垢。“主要成分是混凝劑、鐵、鈣、鎂等，在水的腐蝕指數發生變化時，管壁就被破壞了，污染了水。”

　　除了水垢，管網老化會導致管體變質和脫落，降低水質。“自來水經管網流到水龍頭，水質合格率至少會下降10%。”白康介紹說，近十年來，全國進行了大范圍的管網改造，合格管網的比例有所上升，現在，全國低質管網和超年限服役管網仍有不少。

　　管網改造是一項耗資巨大的系統工程。“要開膛破肚，很多在商務區底下、住宅區底下、公路底下，更換成本巨大。”樊康平介紹說，2011年，北京市投資7億元，在兩年內改造750余公里供水管線。“其他地方有沒有這個財力和能力?”

　　2002年，北京就開始為南水北調所帶來的新水源做準備。“在湖北丹江口做試驗，投入300多萬建設基地，就怕管網出問題。”樊康平透露說，為盡可能模擬現實情況，干脆切了一段北京供水管網，運送到湖北丹江口，以確保無虞。

　　二次供水該誰管?

　　二次供水被稱為自來水全產業鏈的“最后一公里”，但往往最后的環節，最容易被忽視。

　　由于市政供水管網壓力不夠，城鎮六層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壓實現供水，具體方式是在管網末端建設蓄水池或水箱，通過水泵等設備加壓，使自來水“水往高處流”。

　　雖然二次供水已經在全國廣泛應用，但在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責任上，卻一直處于空白地帶。“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針對二次供水的技術要求和建設標準。”劉睿介紹說，僅在《建筑給水排水設計規范》(GB50015-2009)中可見部分要求。“也很籠統。”

　　無法可依，導致二次供水的蓄水池、水箱和相關設備都以地產開發商所建為主，標準和式樣五花八門。

　　“北京、上海等城市要求實行衛生許可。”劉睿介紹說，二次供水設施使用的過濾、軟化、凈化、消毒設備、防腐涂料，必須有省級或以上衛生部門頒發的“產品衛生安全性評價報告”，但實際上，并沒有部門監察和管理。“一個城市有多少二次供水點都是糊涂賬。”

　　誰該管這件事?幾位專家的意見都不統一。劉睿認為，應由住建部管理，因為“自來水廠歸住建部，二次供水是自來水廠的延伸。”趙飛虹認為，應由衛生部管理，因為“衛生許可證由衛生部頒發，代表權限審核”。白康認為，應由城市建設部門管理，因為“二次供水屬于城市公共設施建設，以片區為單位。”

　　最終，城市二次供水成為監管空白，無人負責。

　　在主體不明晰的情況下，二次供水設施按照權屬分類，單位的二次供水管理由擁有單位自己負責，居民住宅小區的二次供水設施由開發商負責建設，交由物業公司管理，具體的管理效果和責任無法得到保障。

　　按照這種管理機制，“幾乎能出的問題都可能會出。”白康介紹說，假如二次供水設備出現違規產品，本身就含有有害物質。蓄水池和水箱也漏洞百出，有的設計過大，導致水停留時間過長，影響水質;有的無密封防污染措施。“最常見的是無人管理，無人清洗消毒，水箱內都是淤泥雜質。”

　　飲用水國標的妥協與斗爭

　　2006年底，國家標準委和衛生部聯合發布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下稱“新國標”)，自2007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并以5年過渡期為限，要求全部飲水生產企業必須在2012年7月1日前達標，違者將受到行政執法部門的制止和處罰。

　　如今，大限已過，衛生部卻給出了另一個時限：到2015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對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才能實現全覆蓋。

　　更嚴格，還是更寬松

　　新國標包括106項指標，被稱為“世界上最嚴格的飲用水標準”。

　　“大家都以為新國標更嚴格了，實際上是放寬了。”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愛迪曼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趙飛虹介紹說，新國標是在老國標——1985年由衛生部批準并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85)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老國標中共有指標35項，新國標增至106項。“但其中只有42項是具有強制性的硬性指標。”資深水質安全專家白康指出，新國標主要包括含38項指標的表1，含4項指標的表2和含64項指標的表3。“表1和表2是常規指標，是必檢的項目，表3是‘根據實際情況確定’。”

　　“實際情況”是指什么呢?趙飛虹介紹說：“前42項采用普通的化學滴定法就能做，但表3里的64項指標要用大型儀器才能做，絕大多數機構沒有這個儀器。”

　　時至2012年7月1日，原定的“交卷時間”，“全國最樂觀的也就20家省級單位可以做這106項，衛生系統都檢測不全。”白康直言。

　　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專家劉睿質疑：表3的64項“不是強制性硬性指標，自來水廠會自動送檢嗎?”

　　比較“強制性項目”，白康發現，新國標增加了微生物菌群監測指標、臭氧指標和二氧化氯指標等。“但關鍵的耗氧量和硝酸鹽指標被放寬了。”

　　在老國標中，耗氧量要求小于3毫克每升，在新國標中添加了注解——“特殊情況≤5毫克每升”。

　　“在東南沿海地區，工業發達，水產養殖業發達，有機污染物含量很高，耗氧量很容易超標。”趙飛虹指出，以上海為例，小于3毫克每升“它做不到”，“現在的新標準它能做到了，因為放寬了。”

　　在老國標中，硝酸鹽含量要求小于10毫克每升，在新國標中同樣添加了注解——“特殊情況≤20毫克每升”。

　　“比老國標放寬了一倍。”白康指出，在地下水被過度開采的大中型城市，如京滬廣，“硝酸鹽超標很常見”，如果不放寬指標，“很多城市都無法達標”。

　　二龍治水的標準之爭

　　標準之爭，由來已久。

　　1985年，衛生部發布老國標，并以此為依據發放衛生許可證，設立自來水廠的入行門檻。1992年，建設部制定城鎮自來水廠水質指標，成為自來水廠直管單位。2001年，衛生部發布《生活飲用水水質衛生規范》，主要適用于城市生活飲用集中式供水，力圖監督飲水安全。2005年，建設部發布《城市供水水質標準》，并以直管單位身份要求全國城鎮自來水廠都達標。2006年，衛生部公布新國標，要求全部水廠必須達標，106項，史上最嚴。

　　“兩個部門簡直比著定規矩，爭執不斷，相互都有意見。”白康透露說，“衛生部希望行使監督權力，對自來水廠形成威懾力，住建部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具體的操作運行仍由自己直管負責，不喜歡衛生部指手畫腳。”

　　白康直言，衛生部制定了標準，但真正能把標準執行下去的還要靠住建部。“如果住建部不施壓，各地自來水廠就會觀望。”

　　2007年，新國標開始實施。“雷聲大雨點小，各地水廠都沒什么動靜。”劉睿在走訪時聽到自來水廠負責人抱怨，衛生部既不管錢、不撥款，又不管權，不直管水廠，制定了標準也是紙上談兵。“所以5年過去了，標準仍不能落實，衛生部只能延期。”

　　具有強制力的42項指標，“省會城市差不多能達到，財政撥款比較充裕，技術和管理上都可行。”白康認為，“全國飲水生產企業都達標不可能。”

　　衛生部不得不放寬要求，延時3年，并將達標范圍縮小到省會城市。白康說：“即使如此，也只能實現42項，很難實現106項全覆蓋。3年，水源污染仍在繼續，深度處理工藝不可能在所有省會城市都上馬。”

　　水業市場化改革可學“深圳模式”

　　水源地達標被視為根治自來水之疾的根本。可是，凈化水源之路至少還要若干年，方可見成效。

　　自來水處理所流經的各個環節——水廠、管網、二次供水，涉及部門和地區眾多，想要徹底理順，需要重建龐大體系的全新架構。

　　著眼當下，如何能更快地解決問題?水業市場化改革被寄予重望。

　　“關鍵還是要理順水廠和政府的關系。”專家們一致認為，二者應各歸各位，政府監督，水廠管理，把自來水廠改造為國有控股下的股份制公司。

　　新中國成立后，自來水廠清一色“國有獨資”。“飲用水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為確保安全，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北京供水協會水質工作部部長、原國家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網北京監測站站長樊康平介紹說。

　　矛盾也由此而來。“水廠全部投資都來自財政撥款，政府壓力很大，但提高水價，又容易引起社會反彈，一旦水質安全有問題，政府又很被動。”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專家劉睿認為，政府“大包大攬”的方式反而“添了堵，壞了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部分水廠列入改革試點，出售給外資企業，問題接踵而來。“水廠說要更換管網，屬于市政工程，問政府要錢，政府不管，水廠就要提價，提價老百姓不愿意，政府一樣被動。”樊康平說。

　　之后，水業市場化進程戛然而止，出售給外資企業的水廠又被高價收購回來，回歸國有。“過猶不及。”劉睿認為，必須發揮水廠作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動性，同時又要為政府的監督留下席位。

　　深圳水務集團是專家們一致推選的成功樣本。

　　2002年，深圳市政府決定在基礎設施領域進行產權主體多元化改革，深圳水務集團成為排頭兵，最終形成國有控股55%、首創威水投資有限公司持股40%、法國威立雅水務投資持股5%的格局。

　　在管理架構上，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中方委派，主管運營和主管財務的副總經理均是威立雅的資深管理人員，客戶服務、管網管理、對外投資等重要部門也聘用了威立雅的中層管理人員。

　　威立雅帶來的先進管理經驗和運營模式使深圳水務集團迅速改頭換面。劉睿發現，“它們的設備都非常先進，人員素質也特別高，很多博士生、碩士生。”

　　每月，在深圳當地的報紙上，還可以看到深圳水務集團公布的水質信息。

　　政府更像一個監督者。“具體管理和運營都是威立雅在做，政府只是在重大決策上表態。”資深水質安全專家白康認為，政府終于站在了“制高點”上，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

　　如今，深圳水務集團已承擔深圳90%以上的供水及污水處理業務，成為國內首個實現供排水一體化改革和運營的水務企業，并在服務水平、運營效率和技術實力等方面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

　　“深圳樣本的成功應該是一個催化劑，推動水業市場化往前走。”劉睿認為，這條路，是目前最好的選擇。